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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100周年大事记

作者:出处: 时间 :2021-08-22浏览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事记

l 1921:开天辟地一声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

公元1921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把视野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去,透过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看清历史的趋势,明晰历史的必然。

(一)

1840年,一个民族屈辱记忆深刻的年份,被称为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对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地位和社会性质,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以来历史大背景。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的上空一直笼罩着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硝烟。比较大的战争有:1840年到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到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到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与侵略战争始终紧密相伴的,是妥协和退让,是割地和赔款。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占领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侵略战争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让清政府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仅此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不过8000多万两。

在国内,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和雇农,却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

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掠攫夺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风起云涌。同时一批先进中国人率先醒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也产生了一批主张改良革新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变法维新运动。

(二)

然而,风起云涌的起义也好,视死如归的维新也罢,终究归于失败。

失败说明了什么?说明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怎么办?只有另寻他路。

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也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发展,还随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的失败,一个可由“伟大”来称誉的人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响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性质,其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

1911年,旧历辛亥年。经过酝酿、准备以及零星般起义的失败,进入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火山喷发般地爆发了。

这场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它推翻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它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

毛泽东给予辛亥革命这样的评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以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称孙中山为“先生”。

(三)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是归根结底,终究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说明什么?说明此路还是不通!

党史教科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比如,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形成能够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等等。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由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还导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丑剧。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200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各类非产业工人,其总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人。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历史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期待。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人们再次发出了中国走什么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的疑问。

失败使人反思,黑暗促人警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必须先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必须改造“国民性”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于是,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刻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一下子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但是,从政治上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而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之中,早已有人质疑过。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带来极大鼓舞。

走俄国的路?俄国的路是不是中国的路?人们越来越相信。

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活生生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这个19世纪西方人的名字,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越来越深入人心,他的思想的光亮,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前进的道路。

第一个高高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年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四)

一个伟大政党的破土而出绝不是轻轻松松的。

积时积势,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的中心在由北京转向上海的同时,运动的主体也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1919年6月初,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商人也举行罢市,参加了运动。“五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青年为先锋队,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积思积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走在最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出版。

当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放肆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1919年8月他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所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是在有力批驳胡适,也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还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都纷纷撰文加入。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多时间,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甚至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历史地看,论争不是坏事。在争论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进步青年去认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

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是把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月份,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和建党工作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能不说的是,其间的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接着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经过考察他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应该说,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是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经过是:在同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的组织,并起草共有10条内容的党的纲领。关于党组织名称问题,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8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到了11月,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上海、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此外,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就直接称作“共产党”。而关于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有不同的说法,权威党史读本采用了58人之说。

那么,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半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出版。

二是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主要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有优势;此外,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也有一定市场。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三是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还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入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组织起来力量大。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建立团组织。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后,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一个政党的建立和诞生,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逻辑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提高积极觉悟,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正式建立和领导一个政党的先进分子。这一切充分说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1921年。

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均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式开幕了。现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就是当时一大的会址,当时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各地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进行了详尽的讨论。30日晚,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会议,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党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一度遭到暗探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实际上这是开天辟地一声雷。响雷过后,革命的火种已然点燃,中国的沉沉黑夜开始渐渐露出曙光。28年后,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诞生了。

l 1922:新生政党举大旗——中国共产党担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

进入1922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很小的政党。党的一大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展现出自己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相结合,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组织和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

(一)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善谋势者必成大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斗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社会发展大势的认识并不清晰,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导致斗争成效甚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明确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

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形成基本认识。

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这次会议后,列强都极力扩大在华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

在国内,由列强分别控制的各派军阀矛盾加剧,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为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相继爆发,中国陷于极度混乱、战乱绵延的境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

在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分析革命形势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包括共产党员14人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部分代表得到列宁的接见和指导。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并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经过讨论,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二)

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基于形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说明自己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主张。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给社会各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党的二大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随即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

党的二大宣言深刻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状况,揭示了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

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具体国情,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第一句话,足见这个问题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对此,党的二大宣言进行了初步解答。

《中国共产党宣言》

——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

——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就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时间没有弄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也充分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

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其中,《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

党的二大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局面的最终形成,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创建开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及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1922年1月,他们在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香港海员克服种种困难,使罢工坚持了56天,并将罢工发展成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导致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至30%的工资,抚恤3月4日“沙田惨案”死难工人家属。后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评价说:“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党的二大后,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共有工人1.7万人。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1921年秋冬两次到安源调查,随后由李立三到此开展工作。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经过充分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不久,开滦五矿工人举行了同盟大罢工。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5万人。1922年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向矿务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由于开滦矿务局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五矿工人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开滦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调集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10月26日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坚持20多天后,考虑到罢工旷日持久、难以坚持,在矿务局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后,工人们接受了有关方面的调停,忍痛复工。尽管这次罢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在农民运动方面,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回到家乡广东海丰,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从7月成立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2年底全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青年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22年5月10日晚,团一大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排左起:施存统、张太雷。下排左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

在妇女运动方面,上海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1922年开办上海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于妇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平民女校还组织学员深入工厂,接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学员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五)

“打铁必须自身硬”。为了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加强自身的建设。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要求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刘少奇后来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正因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这部党章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借鉴俄国党的建设基本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实践经验,规定了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党章分6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比如,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四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

“纪律”是二大党章最有特色的部分,共有九条。其中,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第十九条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五条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这些纪律要求的核心要义,就是加强党的纪律性,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创建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到1922年6月底,已发展和扩大了许多地方组织,包括: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地方支部等基层组织主要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山东支部、郑州支部、旅莫斯科支部等。

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党员队伍已发展到195人,项英、邓培、张浩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同时,党坚持严格的纪律,对违反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周佛海在建党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坚决将他们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总的来看,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不仅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l 1923:革命征途共携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抉择

1923年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澜不惊的一年。但是走进历史,我们还是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表面,在深层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波”和“澜”。这些波澜恰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历史走势。例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还有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等,都是中共历史的重要构成元素。当然,1923年最重大的事件还是国共合作。

(一)

正应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好兆头。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改组国民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宣告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对于“民众之利益”“民众之情感”的关注,是孙中山革命方向的根本转变,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而达到这种认识,既有孙中山之前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所得,也是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人士接触之后,受其影响的结果。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都十分热心积极。1月7日,苏俄代表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探究探讨了改组国民党、两党合作、建立军队以及反帝等问题。最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中声明:“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此前,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国民党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决议对于合作的形式,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即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指出:“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应该承认,决议本身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就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反之,共产党就可以不支持国民党。

(二)

如果说,因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力量,从而接受了国共合作的主张。那么,也可以说,因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严重挫折,使弱小的中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革命或赞同革命的力量,从而接受了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这是因为,现实最有说服力。

党的二大之后,中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人出席大会。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到了4日这一天,京汉铁路全路约2万名工人如期罢工,京汉铁路1200公里长的路线立马陷入了瘫痪。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也是吴佩孚的主要经济线,铁路的瘫痪引起了吴佩孚及其背后帝国主义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了2万余名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3年2月8日,《申报》4版刊登《京汉路工潮益烈》专电:东方通讯社六日汉口电云,京汉铁路之同盟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

这次大罢工运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英勇献身的精神。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杀害。林祥谦于1892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1912年林祥谦通过技工考试,来到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4日上午9点,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2月6日下午,驻汉口美、英两国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行密谋策划,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2月7日中午,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家里的炭火盆里,然后匆匆赶回工会。下午5时20分,两个营的反动军警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疯狂射击。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林祥谦与十几名工会领导和工人代表被捕。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左肩:“上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屠刀砍向林祥谦右肩,他血流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了!”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在这次大罢工中,52名工人牺牲,300余人受伤。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京汉铁路的铁轨。

(三)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北京迁回到了上海。由于考虑到要召开党的三大,以及共产国际早在1922年就提出过让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建议,加之考虑到广州更加方便开展工作,因此在5月,中共中央又迁到了广州。从历史来看,中共中央迁往广州,显然有方便贯彻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考虑,而党的三大就是为具体落实国共合作的方针而举行的。广州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大本营,就具体接洽工作而言,肯定对国共双方更加方便。

在与共产国际接触的同时,广州的战事也一直紧锣密鼓进行中,许多将领纷纷恳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2月21日,孙中山经由香港回到了广州,并在东郊农业试验场设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复职。直至6月中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陈炯明部以及其他叛军才被打退,广州局势趋于稳定。

(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党的三大前就有先例。1922年8月,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被迫来到上海,正处于“落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马上展开了统战工作,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接洽。当李大钊与孙中山见面后,二人谈了许多救国救民,以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感到很振奋,一连谈了几个小时都没觉得累。其间,孙中山希望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之后,孙中山开明地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党的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对于国共合作,不仅共产党内存在阻力和疑问,在国民党内同样如此。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不仅是一个资格老的党,也是一个大党,已经有数十万党员,还拥有广州作为大本营,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人数200人左右的小团体,因此,从表面上看无论从哪方面,共产党都难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道:“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救活中国国民党的“新血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眼光,还要有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

党的三大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议题中同样包括国共合作问题,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党的三大的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帮助的诚心诚意,1923年12月,双重政治身份的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五)

1923年对于中共来说,是大事之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讲,还是喜事之年。一般读者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才进入党中央核心层。其实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在长沙街头到处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的恐怖局面下,告别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离开清水塘,先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湖南党的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当时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3。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展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和陈独秀的高度肯定,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这一通告由三届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罗章龙以英文名缩写签署,由此说明,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

根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以说,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党的三大结束后,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

l 1924:求同存异承大义——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表现历史担当

1924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但中华大地仍阴云密布,混乱不堪,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中国国民党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欧美列强渡过了一战后的危机,重返远东,争相掠夺中国;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被帝国主义控制,民族工业的发展经受重大挫折;各地军阀沦为列强的傀儡,他们豢养的40余万军队之间的战端不息;有些省份为支撑战争而横征暴敛,人民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整个中国,已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阶层,也没有可以苟且偷安的人群。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新局面,为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儿女怀着改变民族未来的希望,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革命的浪潮由此声势逐渐浩大,继而席卷全国。

(一)

国共合作在这一时期形成较为稳固的基础。

鉴于“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认清了现实:在经历过长期封建和殖民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尚未形成优势。中国革命要想走向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其中自然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加上孙中山的号召力,该党在中国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国民党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在这一地区深入开展,根基相对牢固。但是,国民党因反复的挫折,其实力已大损,加之该党的阶级局限性,一向严重脱离群众,党内的腐败问题也日趋严重,难以治理。中国共产党曾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孙中山内心也很清楚,中国革命必须扩展视野,甚至改弦易辙。于是,他开始积极建立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寻求合作。

国共两党因共同的意愿形成了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国共明显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会议。在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4人。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谭平山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也对国民党的既有政策作出了丰富和补充。草案不仅在民族主义中更加强调了反帝的内容,也在民权主义中明确解释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突出了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更契合人民的诉求,也使国民党的纲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更具一致性。大会经审议,通过了这个草案,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展现了对共产党的诚意。大会支持并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否决了排斥共产党员的提案,此举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大会还选举出由国共两党领导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甚至国民党的一些要害机关负责人由共产党人任职,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孙中山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年代了!”也正是这个时间点,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始确立。

(三)

共产党人以充分的诚意和热忱的革命精神来努力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国民党因其阶级局限性,几乎只与权贵阶层建立联系,群众工作严重缺失,且国民党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地区有一定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及大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他们以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在全国各地广泛联系群众,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在北方,国共合作的进展尤为顺利。李大钊顾全合作大局,加上他学识渊博又为人谦虚,北京及周边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很好。这种充分的合作,使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的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14000多人的规模。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1924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到落实。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努力,将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国民党的影响范围迅速在广袤的北方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从岭南一域向大江南北扩散。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力量开始迅速汇集,大革命的初澜已开始显现。

(四)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武装得以初步建立起来。

共产党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最初也是在国民党组织中付诸实践。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于是,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计划在国民党一大得到制定。因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在广州市区东南的黄埔岛上,所以也称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任命共产党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为校党代表。10月,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以黄埔军校学生联合工农武装镇压了叛乱,有力打击了地主买办阶级,保卫了广东的革命成果。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从欧洲归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担任黄埔军校要职。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不同,该校重视革命精神和爱国思想教育,将政治学习视为与军事学科同等重要的内容。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各地党员和优秀革命青年来到黄埔军校学习,第一批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56人,占学生总数约一成。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

鉴于粤汉、广九铁路经常被军阀和土匪骚扰,周恩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后,抽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之后,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加入这支部队,使之规模迅速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初的源头。

(五)

国共合作以后,群众运动得到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致力于恢复之前受到重大挫折的工人运动,努力重启工会工作。党吸取以前工会受破坏的教训,活动尽量采取秘密方式。2月7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党组织把原来铁路工会的骨干重新召集起来,补充、重建了各工会机关,恢复工会活动,力争工会合法权利。7月,数千名中国工人和警察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严正抗议英法帝国主义在租界上实施歧视中国人的政策。这次罢工斗争历时一月有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

国共合作当中,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中央重视农民工作,积极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开办讲习所。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建议,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主持讲习所工作,并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8月,广东农民运动即已有了快速的发展,农民协会建立了自卫军,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12月12日,共产党人彭湃、周其鉴领导广东省广宁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武装竭力反扑,造成严重破坏。关键时刻,共产党的“铁甲车队”奔赴广宁前线,给予了广宁农会减租运动很大的支持,协助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国共合作也使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重要发展。如《妇女周报》这样的进步刊物开始发行流传,新社会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主张逐渐深入人心。

(六)

1924年是国共合作成效显著的一年,然而,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开始显现。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以最大的诚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国民党发展。但是,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诸省中仍产生了摩擦。这些问题从上半年就浮出水面,逐渐公开化。陈独秀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为了研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为了总结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除部分中央委员外,有中共部分区委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报告了国共合作情况,指出: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应当支持国民党的左派。多数党员还应抓职工运动,不能放松职工运动。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这5个月以来的成绩,强调共产党员在身处于国民党内外的各种复杂环境中,要充分认识巩固中国共产党自身。要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从而加强左派,削弱右派,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会议明确批评了5个月以来有些同志调和国民党左右两派矛盾的错误,并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产业工人,只有充分发动工人参加革命斗争,杜绝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目前,积极发展和扩大工会组织,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针对国民党右派要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一些情况,会议对工会运动方面帮助国民党的具体方法作出了相应规定,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以及发展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能够避免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束缚,并保持灵活与机动。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这个决议案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国共两党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不要组成党团”的问题上以及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又发生了广泛的争论,这也预示着国共两党因为阶级立场的巨大差异和右派势力的顽固性,终究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

(七)

然而国共两党还是在分歧中彼此弥合,继续前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北方局势巨变。冯玉祥发动政变,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推翻了由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首领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进而控制天津地区。直系军阀溃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但冯玉祥立足不稳,奉系军阀已集结兵力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伺机而动。段祺瑞乘势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为军阀所控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孙中山为国家前途计,发表了《北上宣言》,决定仍应邀北上,到北京与各方商讨召集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宜。

远离革命大本营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决定,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持反对态度。各地方党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孙中山在寻求与军阀妥协。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共北平区委书记赵世炎为代表。赵世炎认为,搞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等于国民党抛弃了国共合作政策,而去与军阀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应当整个地反对国民党。

但是,李大钊对孙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当时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支持孙中山北上,以扩大革命宣传,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都认为,虽然孙中山北上会处于军阀和列强的包围之中,但这个风险值得冒。毕竟孙中山应该走出广州,为国家统一而斗争,才能真正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所改变。

国民党中的右派则从另一角度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与统治北方的军阀合作反对直系,是当前的政治主题,而国共合作则不是主要的。同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国民党中的左派则对孙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时之间,共产党内反对孙中山北上,甚至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日趋严重,他们同时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

在北京地区一次党员会议上,赵世炎公开讲了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但李大钊本着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大革命的全盘考虑,仍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共产国际和俄共也表明支持孙中山北上。鉴于社会上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进步人士也很多,且孙中山北上确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使北京地区的党员逐步转变了看法。于是,北京地区的党员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对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议题进行了表决通过。之后,北京地区党组织又在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中做了一系列说服工作。这些组织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意见。11月2日,中共北方区委发表《檄告国民书》,对孙中山及他北上的决定进行了积极赞扬,并开始筹备迎接孙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时,党组织对各民众团体发出号召:提前组建全国国民会议,以实际行动迎接孙中山先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3年,幼年时期的党组织即已勇于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严肃与真诚。

(八)

孙中山注意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内的各种意见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广州坐失良机,必须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奔赴北方,他在赴北京途中发动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为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召集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得到了各地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人们纷纷表示拥护,这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虽欢迎孙中山北上商谈国家大计,但外国使团不承认冯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以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北京地区后,冯玉祥的军队被迫撤回西北地区。冯玉祥在张作霖与段祺瑞联合压制下,也采取了疏远国民党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孙中山出发之际身体状况已很差,加上舟车劳顿,他到达天津后,已经病重。而此时,段祺瑞已在张作霖、冯玉祥妥协下组成政府,宣布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并且推出了善后会议条例。这一切,实际上都已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除在外。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行动上也更协调一致了。两党共同商讨时局和对策。

1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铁路工会的十几名代表,组团到天津探望孙中山,代表们表示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向工人们表示谢意。

不久,孙中山抱病进京,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孙中山为了处理北方事务方便,指令北京国民党机关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要员参加,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被指定为会议成员。

当时,孙中山已经和段祺瑞决裂。孙中山对段祺瑞让步,但段祺瑞仍无视国民党的意见。革命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揭露皖奉军阀的阴谋,帮助孙中山认清了形势。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北上不仅没有陷于软弱与妥协,反而成为了一次坚定的革命行动。

在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共两党除继续携起手来抗争,已别无选择。复杂的局势使国共合作得到了强化,两党的仁人志士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奋进,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这证明,在国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最诚挚的盟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1924年的国共合作,在组织建设、军事武装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复兴、孙中山北上,以及两党共同推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不断积聚着中华民族变革的能量,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也为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强烈的阳光,即将穿透翻腾的云海,照亮中华大地。

l 1925:革命浪潮滚滚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陈独秀作工作报告。会址在上海东宝兴路,是租来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

中共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中共四大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四大对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等作了具体部署。中共四大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求重视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中共四大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作为“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还决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大会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规定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做的重要组织准备。中共四大之后,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中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中共中央称之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

与此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四大结束不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大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二)

中共四大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加强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五卅惨案后,一些报纸强调宣传“公理”,瞿秋白指出:“哪有公理?只有热血!”报名即由此而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的一份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对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万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团的组织和团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三)

国共合作以来,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特别是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广东战争,完成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陈炯明乘机举兵进犯广州。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部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于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6月初,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分别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5年9月,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会师广州之机,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东征,由于得到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部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也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战争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充分表明了群众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

与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不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也很大。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25年,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逐渐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0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担任北方区委书记,有力推动了北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在李大钊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同时,根据李大钊意见,建立了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1月,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支。12月,建立了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为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在李大钊提议下,党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区委党校,对北方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毕业学员对北方党组织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五)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火种也被逐渐点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刘郁芬到达兰州。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作为重点工作开展斗争。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壮族青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海南岛也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六)

就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

1925年6月至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对国共合作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廖案”后在广东开展了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但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案件,夺取了粤军军权,扩大了势力。

同年11月,国民党内老右派邹鲁、谢持等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提出了“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和“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公开的反共活动。

五卅运动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革命高潮中也潜伏着巨大危险。

(七)

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么样的?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瞿秋白都发表了重要文章进行探讨。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为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

关于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更说明农民斗争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

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这种认识,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提升到通过何种方式在斗争中取得政治指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中共中央总结了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中遭受军阀武力镇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组织青年工人武装队,“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此后,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这些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来自于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反过来又对推动革命事业继续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正如毛泽东在1925年秋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描绘的那样,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也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心声。

l 1926: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共产党推动北伐战争和领导工农运动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1926年,这首借用儿歌《两只老虎》曲调重新填词的《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但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却是暗流涌动。

(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并不顺利。革命大好局面的形成,更是来之不易。

作为一个复杂混合体的国民党,它的成员从左到右都有。有的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在政治上缺乏定见,往往是“墙头草”;有的只是想靠国民党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包括一些原来的军阀、政客在内,他们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本来就不赞成。

国民党内的右派急不可耐地开展反共活动。邹鲁、谢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并非法地“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职籍”。这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牵动大局。

这时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现的蒋介石,仿佛对国共合作存有极大的诚意。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大会的讲演中,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所要效仿的,是俄国的革命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一些人便把他看作可靠的革命左派,努力帮助他。

蒋介石也借着在黄埔军校和东征中表现出的成绩,在国民党二大上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军内,他也从原本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跃升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国民革命军中,他的地位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然而,蒋介石只是“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更多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对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他深感不安,并将他们看作实现其谋取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为借口,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为:无中生有地说是汪精卫和共产党有阴谋,要用军舰来胁迫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和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22日,在高压和拉拢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避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引起“党内纠纷”,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鲍罗廷以避免国共破裂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全会如此顺利地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十分得意。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在日记中,他更是高度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随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逐个夺取了多个重要阵地,加紧争夺领导权。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

(二)

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呢?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张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方式来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并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却是在经过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

首先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实际上主持会议。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反而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最终获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而原本应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更是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势。对此,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更是认为:“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其次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来对蒋介石予以回击。

当时的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中山舰事件是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释放了被捕人员,并发还所缴的枪支,惺惺作态地说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宣称要“自请从严处分”。

然而,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主张妥协退让。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9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再次是接踵而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中央也决定逆来顺受。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意见并不一致,是在鲍罗廷和张国焘等的压制下才被迫通过。

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似乎《整理党务决议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尽管7月12日至18日,在扩大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并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却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陈独秀等领导人并没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一重要事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军队事务上甚至是持消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定位,他们认为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缺乏认知。甚至出现一再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情况,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这样,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也轻易地丧失了。

而在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更是错误地将当前主要的危险归咎于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

(三)

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

如果起初还有人将袁世凯比作“强有力的人物”而寄予厚望,将吴佩孚看作“爱国将军”,那么经过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曹锟的贿选等,民众对北洋军阀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

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

打倒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孙中山逝世后,这一历史任务,就由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共同承担了。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时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攻,然而问题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的使命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

经过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回师平乱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由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尽管此时的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掌握多达70万人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则只有10万人左右。但严重分裂的北洋军阀不仅已失尽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为北伐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再次,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进击孙传芳部。11月起,北伐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北伐军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

但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止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这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四)

当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等等。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个县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107万人;次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又迅速增加到了200万人。从1926年7月到10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便由3万多猛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6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中国共产党也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也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如果只有五卅运动,而没有北伐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工农运动高涨,还不足以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种,影响十分深远。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l 1927:风云突变波涛涌——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变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闯新路,引兵井冈。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一)

1927年1月初,北伐战争把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烈火从广州烧到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先攻取沪杭,后会师南京。北伐军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由何应钦、蒋介石、唐生智担任总指挥,自福建、江西、湖北发起进攻。东路军2月中旬占领浙江,中路军3月24日占领南京,西路军6月攻占了郑州、开封。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至此,长江以南的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军10个多月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伐出征前,在周恩来主持下,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他们改革部队中的军阀习气和制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激发士兵的作战士气。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中共湖南区委组织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在长沙市区维持治安,组织5个运输队,协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组织数千人的运输队、侦察队、破坏队,跟随北伐军。第八军进攻岳阳时,“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逃跑。”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侦察带路、筹粮筹款、救护运输,体现了坚定的革命性。苏联的支持对北伐的顺利推进也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并在北伐前3年提供了近40万卢布的枪炮弹药。

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运动如火如荼,规模空前,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没收军阀财产,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摧毁乡村统治机构,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工会、农会会员迅速增加,1927年初,湖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有32万多、200万左右;湖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是四五十万、30万人左右;江西工会、农会会员分别为20多万、30多万。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13人组成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工农运动的大潮下,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得到很大发展,党员数量大幅增加,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过程中,我们党过于专注政治宣传和工农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农运动损害自身利益,必然会在掌握大权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指使杀害的,陈赞贤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就是拉拢收买蒋介石的主要代理人,与蒋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坐视局势恶化。但是,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选择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悍然叛变革命“清党”;汪精卫打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讨蒋幻想,撕下假左派面具“分共”,蒋汪集团先后对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春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屠杀是惨烈的。“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4月12日,蒋介石指使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突袭上海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对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5月21日,国民党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将大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的让步,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彻底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

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党在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又是未来胜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习,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凶狠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彭德怀、贺龙、郭沫若、徐特立等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陈独秀停职。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分共”“清党”。极端凶险之际,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绪言”写道:“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进行自我革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自身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2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起义将士,以“山河统一”为口令,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2天后,起义军撤离南昌,经抚州、赣州南下广东,贺龙、郭沫若在瑞金火线入党。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一小部分部队转入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进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21日,朱德、陈毅率800余人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部队军心动摇,有溃散的危险。次日傍晚,朱德在排长以上军官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信念坚定的话语点燃了战士们的斗志,稳住了军心。朱德接着领导部队开展了“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为保住革命火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秋收起义“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在湘东赣西发动各路合攻、攻打长沙为目标。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5000人。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攻。起义军遭到强敌的抵抗,损失很大,毛泽东果断改变原有部署,命令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0日早晨,毛泽东站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着仅剩的1500人,满怀信心地讲道,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大水缸。

广州起义以恢复广东革命大本营为目标。1927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广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农武装,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广州起义。几个小时激战后,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反对总指挥叶挺将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的正确主张,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3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三大起义的失败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到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领导发动了海陆丰、琼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鄂豫边、闽西等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就失败了,一部分坚持了下来。能坚持下来的地区,大多处在数省边界、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

血的教训证明,简单复制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失败后,9月25日,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途中,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召开会议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宋任穷送信,告知井冈山有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议起义军去那里落脚,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最终力排众议引兵井冈。井冈山地区有着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第一,群众基础较好,各县都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第二,有一批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锻炼的优秀年轻干部,如龙超清、刘仁堪、朱亦岳、曾山、陈正人等;第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第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易于部队筹粮筹款;第五,地处两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毛泽东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于一体的“三湾改编”,缩师为团,把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制定行军纪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士气高涨。陈毅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10月24日,毛泽东站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纪律后来逐渐完善成为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创建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对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政治、军事培训,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100名学员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参加群众斗争。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定执着追理想,艰苦奋斗攻难关,实事求是闯新路,依靠群众求胜利,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开篇。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中总是蕴含着偶然性和必然性。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井冈山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革命,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农民阶级加入到中国革命队伍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主力军,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阶级,构成了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远比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所渴望的苏联援助更强大,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就是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阔,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全部秘诀。

l 1928:屠刀不泯革命志——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坚持与探索

1928年,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为革命而斗争。

在莫斯科,党的六大顺利召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中国革命形势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成功会师,红四军成立,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给革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推动了革命燎原之势的早日到来。

(一)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彻底暴露了反动本质,实行白色恐怖。中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鲁迅哀叹道:“1928年,民国没有了,我们只是民国遗民。”

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懈奋战。

1928年1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由朱德和陈毅率领,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1月12日,部队进入湖南省宜章县城。次日,宜章年关暴动取得成功。1月13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祝捷大会,朱德庄严宣告: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牺牲的工农革命军。起义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个革命政权——宜章苏维埃政府。随后,又迅速组建了工会、农会。在这里,红旗高高地举起来了,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南昌起义另一余部在贺龙的领导下深入湘鄂西继续战斗。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达监利县。在这里,贺龙带领部队为民除害,除掉大土豪李振涛,振奋了群众的情绪。另外,彭公达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乘机袭击了驻扎在盘塘的国民党团防大队,大获全胜。

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一片热火朝天。自从秋收起义举起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以来,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遂川县城,建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为抵御严寒,战士们晚上宿营时从农民家借来门板和稻草打地铺睡觉,但是有人没有主动归还。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月25日,在遂川县李家坪第一次宣布了“六大注意”,前两条便是“还铺草”“还门板”。这样一来,加上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条纪律”,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行为准则和优良传统。

(二)

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员展开了残酷的杀戮。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无数共产党员倒在屠刀之下,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

夏明翰就是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一名共产党员。1921年,夏明翰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整个武汉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夏明翰临行前就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特意买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并留下一首明志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夏明翰在严峻考验面前真正做到了“不变心”。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敌人用遍了所有的伎俩,却始终没有动摇夏明翰的革命意志。行刑之前,敌人还不死心,以为死亡能让夏明翰屈服,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夏明翰义正词严地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挥笔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为了革命理想献出了年仅28岁的生命,彰显了共产党员“永不变心”的铮铮铁骨。

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向警予,也在1928年含笑就义,她和夏明翰都牺牲在汉口余记里。早在1922年,向警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向警予不顾危险,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主笔,坚持秘密工作,给工人们极大的鼓舞。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同年5月1日,向警予慷慨就义,年仅33岁。在就义之前,向警予对狱友留下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道出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周文雍和陈铁军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革命假扮夫妻,又为了革命献出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在刑场上拍了一张结婚照,举行了最简短、最悲壮的婚礼。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时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的周文雍也在被通缉名单之列。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命令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建立一个秘密的“新家”。周文雍在陈铁军的协助下,很快恢复了广州党和工会领导机关。就在周文雍刚刚打开广州工作局面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陈铁军于1928年1月27日同时被捕,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五,本应该合家欢庆的日子,他们却被打入敌人的死牢。先是重金高官的利诱,再是惨无人道的酷刑,丝毫都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周文雍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刑前,敌人让他们提出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说要和妻子合影。就这样,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两人拍下了狱中结婚照。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紧密依偎,透露着爱情的甜蜜与温存;神情从容,显露出革命的坚定与无畏。2月6日,他们在红花岗英勇就义。此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年仅24岁。他们在刑场上举行了一场鲜血染就的婚礼,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

正是无数个像夏明翰、向警予、周文雍、陈铁军一样的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坚持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保守了党的秘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延续了革命的精神。

(三)

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的中国,被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所笼罩,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以致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还认识得不够深刻,在党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缺少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中国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快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敌人控制着,他们在交通要塞布满了哨兵、警察、暗探进行盘查。各地的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险情。据邓颖超1985年回忆:1928年5月,她与周恩来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为二人订了头等舱。但是,由于出发匆忙,没来得及拿上组织准备好的衣服,只好穿着日常衣服上船,这和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岛时,二人赶紧上岸买了几套华丽衣服。不过,出于对时事的关注,二人习惯性地买了许多报纸。这不太符合商人的习惯,引起了船上暗探们的怀疑。到大连准备上岸时,二人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他们将周恩来带回了警察厅,足足又盘问了2个多小时。周恩来沉着应答,警察暗探们没有找出破绽,将他放回,但还没有消除疑虑。随后,二人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踪。幸亏周恩来巧妙周旋,终于应付过去,安全到达哈尔滨,然后乘车到达满洲里,经苏联人帮助越过国境抵达莫斯科。对于5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危险经历,邓颖超记忆犹新,足见当时的险恶情境。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远赴莫斯科。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回忆:5月中旬,新婚丈夫罗亦农刚刚遇害,她心情极度悲伤,接到会议通知后,她强忍内心的悲痛,与杨之华和其女独伊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她们先乘坐一艘货船到大连。在船上,她们住在底层的货仓里,空气十分污浊。李文宜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再加上心情不好,一天到晚也吃不下东西。在杨之华的劝说下,李文宜勉强进食。下船后,她们又改乘火车经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到哈尔滨、满洲里时,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为了安全考虑,组织上要求李文宜和杨之华二人分开,各自乔装成东北农村妇女,与接头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平安到达。

历时一个多月,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党的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次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使革命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受到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曾为武汉码头工人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并没有领导能力,无法在中央起主导作用。事实上,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参与党的六大的筹备活动,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虽然缺席党的六大,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四)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组织的恢复、整顿与发展。2月,先后成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4月,他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朱毛胜利会师,使南昌起义军余部有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如虎添翼,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此后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对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国民党军的二、三、四次“进剿”都被打破。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

7月中旬,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动“会剿”。此时,红军主力在外,敌强我弱。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巧妙指挥战斗,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国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最后,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湘军指挥部,使敌军慌忙撤退。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黄洋界大捷。

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的大部分地区,粉碎了敌军发起的“会剿”,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结了湘赣边斗争的经验,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这个决议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标题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1月25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毛泽东亲自将这一报告的题目改为《井冈山的斗争》。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光辉篇章,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

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形式获得土地的权利。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革命看到了希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最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总结,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从挫折走向胜利。

l 1929:党指挥枪铸军魂——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

1929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一)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9年1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就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

当时的情况,迫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原计划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2月中旬,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在赣南闽西的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1929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带来了彷徨和困惑,从而也引起许多内部矛盾和争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成为这一时期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走出井冈山的红四军,于3月中旬夺取了闽西长汀县城。此地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比较发达。红四军首次进入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随后,红四军又相继攻占龙岩、永定县城,部队也由下井冈山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泽东并未忽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曾尖锐地指出军队人员构成上存在的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时,其成分就比较复杂,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军阀军队,一部分来自工人,多数则来自农民。因此,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起义开始,都在逐步对军队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前,便在三湾进行改编,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还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部队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

而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人还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

红四军中一部分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不赞成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经常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来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高度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此后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来源于这个决议。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一年我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l 1930:星星之火可燎原——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的变革与新生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远强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实际,着眼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革命胜利。因此,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后,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定,为19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0年初,虽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形成,但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由于思想的不统一,导致反“围剿”频频失利,红军士气受到打击,革命状态低落。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林彪在1930年新年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击寻找出路。这种弥漫在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情绪也呼唤着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未来方向给予坚定指导。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的判断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革命力量,扩大红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由此,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思想。毛泽东阐明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复兴。

(二)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30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土地政策存在着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倾向,也存在着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鉴于此,1930年的土地革命制定政策更具科学性。

在“二·七会议”上,党确定了要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出了要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就纠正了一些地区不开展分田斗争,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错误。这之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